首先，当时的蒋介石还没有到“国人皆曰可杀”的独夫民贼的地步

学者郭廷以在他的《近代中国史纲》里指出，北伐胜利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虽多为人所诟病，但并非无心于国家建设。1934年对苏区的“围剿”告一段落之后，更是悉力以赴，在军事、财政、经济、交通、教育、学术等方面各有相当成就。

就以教育和学术为例。

1928年后，小学、中学学生人数均有增加，学龄儿童入小学者，1929年为17%，1936年增至43%，中学生增60%，师资均符合规定。除边远地区外，各省有公立私立或教会办理的大学或专门学校，在校学生自1929年的三万余人，增至1936年的六万人，教授以曾在美国受教育者为多。1932年后，教育经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对于各大学的设备费不断补助，研究风气日盛，学术水平提高。公立大学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南京东南大学改称)为著，私立大学以天津南开大学、北平燕京大学为著。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对于学术的提倡与贡献之功亦值得称许。1937年前五年，可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

一言以蔽之，当时蒋介石的人望在某些国人眼中还是非常不错的，他那个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独夫民贼”的真面目还没有彻底暴露。

其次，张学良和中共的目的是“逼蒋抗日”而不是“杀蒋抗日”

张学良和蒋介石是拜把子的兄弟，断无杀蒋之心，张的诉求无非是“逼蒋抗日”，不让他这个小六子背上不抵抗将军的千古骂名，倒是西北军出身的杨虎城没有那么多顾忌，不排除有杀蒋的想法。

至于中共，早在1936年9月1日发布的指示当中，就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

西安事变发生当日，张学良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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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方面即派周恩来赴西安斡旋此事。中共高层开会商讨对策，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和建议，其中关于如何处置蒋介石当然是其中的关键的一个问题，中共提出的对策是“要求南京命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而不是一杀了之。

后来，经过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并达成肃清亲日派、释放爱国领袖和政治犯、开放政权和召集救国会议、待抗战发动允许中共公开、联俄等协议。

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蒋介石获释。

第三，共产国际方面也不让杀蒋

当时的中共理论上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西安事变事发突然，如此重大的事件，中共中央当然第一时间通过电报通报了共产国际，并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指示。当然谁都知道共产国际的背后真正的话事人是苏联的那位“钢铁慈父”。

不曾想，苏联的《真理报》在12月14日，刊发了一个指责张学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分裂的社论。

两天之后的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给中共发来电报，内称：“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队中国的侵略。”

但既然已成事实，共产国际（苏联）方面方面的态度是：“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苏联的态度摆在那，要杀蒋介石是万万不可能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抓又被放，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对此不太理解。1936年12月2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为什么释放蒋介石》一文，清晰简明地阐述了中央的相关考虑：

释放蒋介石是出于抗日大局，一是因其作出了“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联俄联共”等抗日承诺；二是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分裂中国的企图。

此文鲜明表达了抓蒋和放蒋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对于当时统一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